裘慧明：跟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博弈
裘慧明上大学之前，中国的股票和期货市场都还处在萌芽阶段。直到他上大二那年，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，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，这才开启中国期货、证券市场的序幕。不过物理学专业早有闪光。1957年，31岁的李政道和35岁的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，振奋华人世界。学习物理，裘慧明最初的目标是做杨振宁，“做个物理学教授，在学术上做出一些比较重要的贡献”。
大洋彼岸局面大不一样。宾夕法尼亚大学驱车东行不到200公里，就可以到纽约市的曼哈顿街区，那里有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。经历了1987年股灾，这里正借助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，迎来1990年代的“黄金十年”。
在宾夕法尼亚大学，裘慧明阅读了大量的金融类图书，《股票大作手回忆录》（闻名遐迩的利弗莫尔传记），约翰•赫尔的《期货、期权及其它衍生品》，保罗•萨尔缪森的《经济学原理》等。
最终裘慧明并没有做成杨振宁。博士毕业后，裘慧明本可以选择走学术路线，继续念博士后，但他觉得自己在学术上很难做出大的突破。“如果做一个比较中庸的教授，没有多大意思。”在一位率先进入华尔街做Quant的师兄的影响下，裘慧明最终选择了金融行业。师兄告诉他，物理方面的很多知识，做金融也可以有很大的应用，那会是一个“比较有挑战”的工作。就这样，裘慧明进入了海外投行和对冲基金，走上交易之路。
2013年，裘慧明回到国内，次年成立明汯投资，最初以专户的形式代客理财，2015年开始发行公开产品，目前管理资金规模超过30亿元。
裘慧明海外投行和对冲基金的经历，几乎每一段都在催促他成立自己的对冲基金。
入行第一年（2001年），裘慧明以研究员的身份加入瑞士银行自营团队，10个人的小组半年挣了8000万美元，他拿到的奖金只有3万美元（新入职也是奖金少的原因之一）。年后他就辞职去了瑞士信贷。
瑞士信贷做基金经理的第六个年头，裘慧明的量化管理组合从最高点回撤了7000万美金（5%左右的回撤），在最低点被大老板砍掉了头寸。他曾试图说服大老板留住自己的仓位，但是无功而返。“如果没有砍掉，（净值）几周就回去了。”
从那时候开始，裘慧明就有了做自己的对冲基金的想法。那样就可以自己做主，不必听命于人。
在千禧基金，裘慧明的投资组合一个月回撤1%，老板将他的头寸压缩到只剩下20%，要他先把这亏掉的2000多万挣回来再给大资金。裘慧明说，回头去看，如果不是老板干预，他的策略正常跑完，那一年还是会有超过30%的收益。
基金经理关注收益，因为这跟他们的收入是正相关的。“但大老板的想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。对他来说，这个组正常盈利，他的收入也就是1000万-1300万，但是如果出现严重的亏损，他可能工作就没了。”裘慧明说，“基金经理都面临这个问题。现在投行的业务越做越小，这也是部分原因。”
如果说在千禧基金裘慧明没有挣到钱是因为自己的表现不够好，到德意志银行就有点时运不济的感觉了。他2008年在德意志银行做自营，小组一年的收益超过40%。但那是2008年，经济危机深深困扰金融市场的每一个参与者。根据FT中文网2009年初的报道，德意志银行2008年全年净亏损39亿欧元。裘慧明说，那一年德意志银行信用债亏损、次债亏损都是数十亿美元，他所在的小组几千万美元的盈利几乎不值一提——公司奖金发不出来了。
从德意志银行出来，裘慧明去HAP做了三年，每年超过20%的收益。但是他觉得天花板已经蹭到头发，副总裁，到头了。
在HAP时，裘慧明曾跟老板探讨过做一家新的对冲基金的可行性，由老板做种子轮投资。老板答应出资1000万美元，但是他们在股权分配上没有达成共识。“他要30%的股份。太高了。”
2015年初裘慧明开始发公开产品时，大盘已经突破3000点，股市行情正好。他的第一个产品是稳健增长型多头，一千多万，几乎没有外围关注者。“就自己和朋友的钱。”
裘慧明说，大牛市期间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。关注私募的投资者，往往也喜欢多头产品，喜欢公募或者公募出身的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。“我们去讲，一年能做到30%。他们不会在意。因为30%，三个涨停就拉上去了。”所以2015年上半年，他的产品规模“没什么进展”。
那是疯狂的半年。上证指数从3000点到5178点，只花5个多月时间。但后来的局面相信大家依然记忆犹新。6月15日开始的下跌，7月2日就跌破4000点了。“6月份这个（一年能做到30%）就可以了。”裘慧明说。股市下跌，大量的资金开始寻求更安全更稳健的出路。裘慧明的策略覆盖股票、期货、衍生品，他以程序化交易为主，少量主观交易。因为2015年初发出的产品在股灾中表现稳定（市场中公开发行的产品净值大面积下折），裘慧明的产品规模迅速扩大，7月份破亿，9月份破10亿。
在资本市场，资金逐利的特性有时候让人觉得冷漠、残忍。没有公开产品展示时，裘慧明全靠个人信用行走江湖。但他十多年的积累都在海外市场，回到国内，几乎要从零开始。股灾中的成绩突显，又让一切关注“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
Z是裘慧明公司的资深IT。2016年三月底，我在他们公司楼下约见Z。他说：“我8月份来到公司。每天下午三点开始，客户、合作伙伴都是排着队见他（裘慧明），谈到六七点。一直到年底。现在每天到五六点。”裘慧明的公司最初成立时只有四个人，他2015年的计划原本是扩张到15人。2016年三月份我见到他时，他的团队已经增加到26人，其中研究员人数过半。
裘慧明看起来并不强壮，但精力旺盛，他对工作总是保持惊人的专注。他每天晚上十二点到一点钟睡觉，躺下两分钟就睡着了，早上六点半到七点起床，从来不用闹钟。高质量的睡眠是他保持旺盛精力的原因。他说，这有点天生的意味。
每个交易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，没有特殊情况，裘慧明都是不见人、不接电话的。中午就在外面随便吃点面条。Z说，裘慧明可以在同一家店吃同一种面条，连续吃一个多月。
裘慧明入行先接触高频交易。在瑞士银行，他加入的小组一年时间500万美元的本金做到两亿五千万美元（他只做了半年）。他们的净值曲线几乎是一根向上的斜线，“每个小时都是盈利的”。高频交易是交易领域竞争最激烈的，现在在国外已经演变成“军备”竞赛了，大家拼完软件拼硬件。2006年，裘慧明开始做一些低频策略，选股策略。再往后他还做了一些统计套利和宏观对冲的策略。
他的策略原本在欧美市场，决定回国后，他跟美国的合伙人继续保持合作。“美国现在主要是招了几个基金经理，90%的事情他们自己搞定。”他则逐步把策略移植到亚洲市场，先做日本市场和香港市场，再到国内市场。
回到国内，裘慧明依然可以选择高频策略，而且2015年的行情，他觉得自己做高频交易能挣的钱会比发产品多得多。“我认为交易是个长跑。对我来说，交易就是我喜欢的事情。不是说一年要挣多少钱。”
对比国内外市场，裘慧明觉得，国外市场有效得多，主要市场（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）资金成本低，套利机会较少。“国外是没有‘韭菜’好割的。”国内市场相对封闭，散户较多，套利机会较多，能做比较多的超额收益。当然国内也有不确定因素，“国内监管环境不确定，比如2015年7月份，股指（期货）空单不让开——虽然我们是对冲的”。
在2013年的一次聚会上，朋友跟裘慧明提起国内做量化比较出色的私募团队。“我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你信不信？”裘慧明对朋友说。
朋友不信，他却当真了。
“我可以说有一点荣誉感，希望建立一个市场认可的一流的投资公司。”裘慧明说，“我希望做全球一流的对冲基金，而不是国内的。”
如果把创立对冲基金的动因指向一次朋友间不以为意的斗嘴，显得有点戏剧化。那么交易带给裘慧明的挑战，可以理解成更深层次的动力。“现在量化（交易）吸引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高精尖的人才，哈佛、普林斯顿的博士。对我来说，这就像一个竞赛，你是在跟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博弈，在智力上是有一些挑战的。”裘慧明说。
所以裘慧明想做产品，“把收益风险比做到市场上比较好的水平，为客户创造持续稳定的收益——而不是赌一把”。
裘慧明对自己交易员在道德和风险控制方面的表现非常看重。“做一笔交易，一定有预期正收益。主观做期货、股票，为什么你会有超额收益，你抓住了什么，找到你的阿尔法所在。我把这个理念贯彻到所有投资里面。量化交易也是，哪些因子造成预期外的波动。要有一个反馈系统，做错了，一定要找到为什么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。”
他“非常反对”浮盈加仓。“对我们来说资金不是问题，主要是控制收益风险比。浮盈加仓是没有理论基础的，降低了收益风险比。我们是做产品不是单笔资金，所以一定要控制好回撤。”
跟裘慧明共事，违反交易规则一定是会被批评的，但会有一些修正的机会，只有道德上的瑕疵不能容忍。“所有的交易，一定要客户优先。”裘慧明说。
采访尾声，我问裘慧明对年轻的交易员有什么建议。他说：“路要自己走的。每一条路都有它的走法，要找到自己有优势的路，做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。交易市场是时刻变化的，关键是方法论，要看清你的对手是谁，你的优势是什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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